世界丨 贾妍：神采幽深——青金石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使用的历史及文化探源
神采幽深
青金石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
使用的历史及文化探源
文 / 贾妍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请查验这雪松木的泥板匣，
解开它的青铜锁扣，
掀开它秘密的匣盖，
执起青金石板，高声朗读——
吉尔伽美什所经历的万苦千难。[1]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最著名的文学作品《吉尔伽美什史诗》开篇部分有这样的几句，很好地说明了“物质材料”作为一种有形而可视的信息载体，在历史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意义。一方面这体现了一种“内容”与“形式”并举的表述传统：在这一体系下，吉尔伽美什永垂青史的王者功业，需要以与之匹配的物质材料——雪松木、青铜、青金石来承载；另一方面，它也暗示了“形式”（既包含物质形式也包含图像形式）本身所蕴含的丰富而精深的语义信息。在文字远未普及的“吉尔伽美什时代”，物质与图像分担了文字的部分使命，即以一种约定俗成的符号内涵，传达某一文化群体内广泛认可的信息“意义”，无论这种“意义”的指向是经济层面的、政治层面的、还是信仰层面的。
依旧拿《吉尔伽美什史诗》为例，假如我们略过开篇导言，直入故事的“内容”，而忽略了讲述者着力强调的“形式”载体——雪松木匣、青铜锁扣、青金石板，包括与之相连的一系列庄重而富于仪式感的由“形式”到“内容”的阅读行为，那么我们对于文本“意义”的阐释无疑是极不完整的。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化语境下，对物质材料本身的观读与解析构成了洞察其历史、文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也是“艺术史”在“亚述学”乃至整个古文明研究领域内的学科使命之一。
上面这段文字中吉尔伽美什用以记载其英雄事迹的特殊石材——青金石，即是这样一种蕴含极其丰富的符号内涵和深刻的文化寓意的物质材料。在上起苏美尔早期城邦时代，下至亚述、巴比伦帝国的三千年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史中，对青金石的使用和关注形成了一脉延绵有致的物质文化传统，不仅体现在灿若繁星的古物遗存里，也保留在浩如烟海的文字记载中。以下将藉由“文”与“物”两方面材料，以“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陈寅恪语）的方法，尝试梳理青金石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流传的历史脉络，进而探讨这一特殊石材所凝聚的古代两河信仰传统和文化观念。
恩利尔，万国王，他将自动放光芒。
根据规定的义务，
阿拉塔（Aratta）居民，
将用金、银和青金石做交易，〔……〕义务。
……
在树根下，他们将把温润的青金石开采，
将用树枝编织的抬筐来运载。
为埃安纳的女王伊南娜，
人们将在埃安纳的庭院把这些东西堆起来。[2]
以上这段文字出自苏美尔史诗《恩美卡与阿拉塔之王》。这篇史诗成文于乌尔第三王朝（约前2112-前2004年），位列苏美尔文学“九大史诗”之首，也是现存最早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关于青金石（苏美尔语NA4.ZA.GÌN，阿卡德语na4uqnû）来源的文字记载之一[3]。依赖“两河之间”适宜耕种的肥沃土壤所带来的高度发达的农耕文化，苏美尔人创造了人类最古老的城市文明：乌鲁克（Uruk）是最早的文明中心之一，也是学界普遍认可的楔文诞生之地。
然而两河南部平坦而深厚的淤积层造成了自然资源的极度缺乏，石材、木材、矿产等原料大多需要进口，这也促成了苏美尔人在文明初期就形成了与其周边地区庞大的物质文化交流网。史诗《恩美卡与阿拉塔之王》记载了乌鲁克王恩美卡（Enmerkar）试图用谷物换取阿拉塔的金、银和青金石，用以装饰苏美尔神庙的故事。在史诗中，这种物质交换关系的建立并非易事，乌鲁克王派遣的使者经过了很多努力，包括激烈的争论甚至威胁，阿拉塔王才最终同意以财宝换取粮食。比较耐人寻味的是史诗的末尾处，万国之神恩利尔将阿拉塔居民用金、银、和青金石与乌鲁克人交易确立为一项“义务”，纳入统辖人间的基本秩序体系。
这个史诗故事所指向的以乌鲁克为中心的早期城邦时代，也即苏美尔史诗中三位显赫的上古先王恩美卡、卢伽尔班达（Lugalbanda）和吉尔伽美什（Gilgameš）先后统治的时代，一般认为是在早王朝第二期前后（约前2750-前2600年）。[4]考古证据表明从乌贝德晚期开始（约前4000年前后），两河流域北部已经有了青金石制品的零星痕迹，在底格里斯河上游的高拉（Tepe Gawra）遗址发现了最早的青金石印章。[5]青金石在两河流域南部地区出现相对北部晚一些，不过一经引入便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乌鲁克、乌尔（Ur）、特罗（Telloh）、哈法耶（Khafajah）等遗址约前3300-前2900年的地层中都发现了青金石制作或装饰的小型器物，如珠串、滚印、嵌有青金石的人或动物的小雕像等。[6]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两相印证，基本可以确定在公元前三、四千纪之交，青金石已经在两河流域从北到南的广大区域内得到传播和使用，并且很可能以乌鲁克为代表的南部苏美尔城邦已经有了比较稳定的获取青金石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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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牛小卧像
石灰岩镶嵌青金石；高2.6cm，长5.2cm
晚期乌鲁克至捷姆迭特-那色时期（约前3300-2900年）
出土于伊拉克乌鲁克（今Warka）埃安纳神庙区
现存于柏林国立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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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串项链
青金石、雪花石膏、贝壳；长44cm
晚期乌鲁克至捷姆迭特-那色时期（约前3300-2900年）
出土于伊拉克乌鲁克（今Warka）埃安纳神庙区
现存于柏林国立博物馆
作为一种产地极为有限的稀有石材，青金石在现今世界范围内为人所知的矿床屈指可数，主要集中阿富汗、俄罗斯（帕米尔高原和贝加尔湖附近）、智利，另外在巴基斯坦、缅甸、意大利、美国（科罗拉多和加利福尼亚）等地也有少量开采。在公元以前的古代近东世界，虽然青金石文物分布非常之广，地域风格也差别迥异，但是就其石料来源而论，大体都可以追溯到今阿富汗东北部的巴达赫尚（Badakhshan）省。[7]
这是人类历史上开采年代最久，矿石质量最优的青金石矿床，与两河流域南部地区相距超过三千公里，中间横亘着延绵千里的高山和广袤的荒漠地带。如果公元前三四千纪之交已经存在了连接巴达赫尚与乌鲁克之间的“青金石之路”，[8]那么这条人类最早的文化与商贸之路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通过文献和考古材料得以重建？
就现有的考古证据所能够给出的青金石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时期和位置分布来看，从阿富汗矿源到乌鲁克为中心的苏美尔城邦，至少有海、陆两条“青金石之路”是有迹可循的：陆上贸易线从巴达赫尚向西越过重重山地和荒漠，虽然其间具体中转点比较难于考证，但是位于今伊朗西部的埃兰古城苏萨（Susa）应该是青金石进入两河腹地的主要集散地之一；海上贸易线从巴达赫尚向南进入今巴基斯坦境内的印度河流域文明中心哈拉帕（Harappa），再向西南中转到青铜时代印度河流域的文明大都会，“死亡之丘”摩亨佐-达罗（Mohenjo Daro），然后经由海路进入波斯湾，抵达当时尚位于波斯湾入海口处的苏美尔城邦乌尔、乌鲁克等地。[9]
《史诗》中被神指定的为苏美尔人持续提供青金石的“阿拉塔”如果确有其地，从现实情况考虑，直接指代巴达赫尚矿源的可能性并不大，更有可能的是在青金石贸易中起到集散、中转、及粗加工作用的某一城市。一些学者认为阿拉塔最有可能位于今伊朗中南部卢特荒漠边缘的克尔曼省（Kerman）；[10]拱玉书先生经过对文献和考古材料的比照考察，认为这座城可能在今伊朗中南部与阿富汗接壤的地方，扎博勒（Zabol）南部56公里的沙赫尔索赫塔（Shahr-i-Sokhta）。[11]无论阿拉塔的具体位置是否可考，在苏美尔人的文化记忆中，它毫无疑问指向一个富饶而神奇的“青金石之地”，在这一点上，的确与我们现代人心中的阿富汗是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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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与美索不达米亚间的
“青金石之路”
受到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连接阿富汗高原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海、陆两条“青金石之路”在不同时期的通畅性大有差别，进而导致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对阿富汗青金石进口数量呈现明显的波动性历史变化。英国近东考古与历史学家莫瑞（P.R.S. Moorey）观察到，尽管这种供应和使用的波动在很大程度上被考古和文献证据的不均匀所掩盖，但从两河流域青金石作为滚印石材的使用中可以梳理出一个大致的趋势：前2600年以前, 青金石很少用于滚印制作；接下来的两百年，也即“乌尔王陵”对应的早王朝第三期上半期（ED IIIA），青金石滚印的数量呈现爆发式增长；然而进入前2400-前2000年后，青金石滚印的数量相比前一时期减少了一半；公元前两千纪上半叶，青金石滚印数量依旧呈稳步下降趋势，直到公元前一千纪以后的新亚述时期，这一指标才有所回升。
莫瑞认为青金石在滚印使用中的波动性变化表明了这一依赖于长途运输的特殊石材在进口过程中受到商贸线路和国际关系的影响极大。
“当位于今巴基斯坦的印度河流域文明城市与今伊拉克南部的苏美尔之间沿波斯湾上下的贸易蓬勃发展时, 从东向西的青金石运输也会繁荣起来。”[12]
而在印度河流域文明衰落后，海上“青金石之路”受阻；前1750年以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青金石的进口应该主要依靠经由伊朗的陆运进行，交通的不便，以及两河流域与东部周边地区变幻莫测的政治关系都直接影响到商贸的进行，青金石的进口数量自然降低。在缺乏原材料供应的情况下，青金石成品的回收与改制在公元前一千纪后半叶以后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这在滚印制作中尤其常见。
尽管《恩美卡与阿拉塔之王》的故事中明确提到，受伊南娜女神旨意，阿拉塔在向乌鲁克臣服之后，不仅要源源不断地为后者输送矿产和宝石，还要提供加工金、银、青金石的工匠为苏美尔人服务，但是从现存的文物证据来看，无论是前期的苏美尔、阿卡德时代，还是后期的亚述、巴比伦时期，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青金石制品整体上呈现出较为连贯而统一的风格。比较可能的情况是青金石主要以原料或者半原料的方式进口，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后再在当地工坊完成加工。
一些考古证据可以支持这个观点，比如在前三千纪的宫殿和陵墓遗迹中，与青金石成品共存的青金矿石原料时有发现。[13]在今叙利亚境内埃布拉（Ebla）的一座青铜时代的宫殿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总重超过22公斤的未加工青金石原料；[14]同一遗址出土的楔文文献表明当地的青金石是从位于幼发拉底河中游的马里（Mari）得来的，而后者正是青金石进入两河腹地后继续向西流传路径中的重要一站。[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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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加工的青金石原料
青铜时代早期（约前2350-2250年）
出土于叙利亚埃布拉（今Tell Mardikh）宫殿G遗址
现存于叙利亚阿勒颇国立博物馆
由于美索不达米亚人对这种得来不易的珍贵石材的持续钟爱，青金石原料和成品成为王室贵族囤积收藏的对象，是和平年代最受欢迎的外交礼物，也是动乱时期是最有价值的战利品。新亚述时期王室铭文的贡品清单上时见青金石在列，前八世纪下半叶以后，亚述帝国的扩张和建设进一步增加了对青金石的需求。
萨尔贡二世（Sargon II）在位时期（前722-前705年），亚述以北的乌拉尔图（Urarṭu）国王萨度里（Sarduri）写给萨尔贡的信中，很不客气地回应了萨尔贡向其索取青金石的要求：
“关于我主王上写给我的信中涉及青金石的要求：‘让人把青金石带来给我！’——难道我主王上不知道青金石对我们来说是神圣之物？如果我拿走了青金石，会引起整个国家对我的反叛。如果王上觉得合适，就派大军前来这里带走青金石吧！”[16]
埃萨尔哈东（Esarhaddon）在位时期（前680-前669年），有可能米底人控制了青金石从阿富汗高地向东进入两河流域的西线，这一时期的亚述铭文中多次提到伊朗中部“靠近盐沙漠”与米底接壤的中间部落向亚述进贡大量的优质青金石。[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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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施塔城门上的彩釉“角龙”(mušḫuššu)形象
新巴比伦尼布甲尼撒二世在位时期（前605-562年）
出土于伊拉克巴比伦遗址
现存于德国柏林佩加蒙博物馆
美索不达米亚人对青金石制品的持续钟爱，以及青金石资源的不易得与供给的不稳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人造宝石在这一地区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约从前1500年开始，阿卡德语文本中出现了“山中之青金”（NA4.ZA.GÌN šadî）和“窑中之青金”（NA4.ZA.GÌN kūri）的区别，表明玻璃模仿物正成为青金石的一种替代方案被制作并使用。[18]新亚述时期著名的帝王亚述纳西尔帕二世（Ashurnasirpal II）就曾在铭文中提到用“青金石釉砖”装饰自己在新都卡尔胡（Kalḫu，今伊拉克Nimrud）的宫殿；[19]公元前六世纪上半叶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 II，前605-前562年在位）在巴比伦城修建的伊施塔城门，是此类建筑传统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最精彩的代表。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对青金石制品的钟爱一直持续到波斯征服后的阿契美尼德帝国时期（前550-前330年）。现存于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的一尊青金石“米底扼狮者”小像，可以算做是这一时期青金石艺术品的代表之作。“英雄扼狮”的形象在一定意义上是对苏美尔时代以来“吉尔伽美什母题”的回顾和延续。[20]这一时期青金石也被用于多色镶嵌黄金首饰，在阿契美尼德帝国的核心城市之一苏萨的一座墓里，考古学家发现多件带有青金石镶嵌的金饰品，如下图所示的一对精美的青金石、绿松石与玛瑙镶嵌圆形胸饰，延续着亚述帝国时期珠宝制作的工艺与传统。[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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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底扼狮者
青金石；总高18.7cm
阿契美尼德时期（约前500-450年）
现存于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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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色镶嵌金胸饰
金、青金石、绿松石、玛瑙；直径2.1cm
阿契美尼德帝国末期（约前350-332年）
出土于苏萨Acropolis
现存于法国巴黎卢浮宫
不过到了公元前后之交，也就是安息帝国（前247-公元224年）时期，绿松石（苏美尔语NA4.ASH.GI.GI，阿卡德语na4ashkigû）——这一在两河流域铁器时代（前1200-前550年）很少在任何文献或考古材料中现的石材——逐渐成为阿富汗地区最受欢迎的蓝色系“半宝石”，而青金石则慢慢失去了其在美索不达米亚延续三千年无与伦比的地位。[22]
若那人是我的王，
若那是他骇人的眉，野牛的眼，
若那是他的青金石须髯……[23]
以上我们籍由文献和文物两方面材料，说明了来源于阿富汗高地的青金石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使用传统、流传路线，以及人们对这种石材经久不衰的钟爱。那么，青金石究竟是以怎样的“形式”被使用，又以何种“意义”受到欢迎？这两个问题其实构成了文章开篇提到的以“艺术史”的视角，考察物质材料之文化意涵所需要面对一些核心问题。以下将尽量在有限的篇幅内，通过对美索不达米亚艺术中较有特色的几件青金石制品的考察，尝试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一些梳理和思考。
在进入具体艺术作品的讨论前，让我们暂时回到《吉尔伽美什史诗》。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和传统中，恐怕再没有哪一位世间之王，他的声望能够与吉尔伽美什相媲美，可惜的是这位传说中的英雄并没有留下什么确定无疑的图像刻画。吉尔伽美什的形象究竟是什么样子？这恐怕就如读者心中的哈姆雷特，千人千面了。难能可贵的是，苏美尔史诗《吉尔伽美什与阿伽》中保留了几句关于英雄面部的直接描写——骇人的眉、野牛的眼、青金石须髯——青金石这样一种来自遥远的阿富汗，在苏美尔先民眼中代表着为神所爱的异域奇珍的稀有石材，以物质材料所特有的“形式感”，突破了现实与想象之间的壁垒，赋予英雄形象一种具体而有质感的依托。
事实上，翻阅苏美尔语及阿卡德语文学作品，我们会发现“青金石须髯”这样的刻画并非吉尔伽美什所特有，而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对神祇与英雄外貌特征的一种常规性刻画。在神话文本中，太阳神乌图（Utu），谷牧神杜牧兹（Dumuzid）等男性神祇都被描写为拥有青金石须髯；[24]在现实仪式中，一些世间的统治者有时也会佩戴青金石假须，以表明自己受到神的眷顾而拥有与神相似的外表。[25]
这种文学描述在艺术作品中的最精彩呈现，应该就是出土于乌尔PG789号“王墓”的“大里尔琴”了。这张琴的琴头部分以公牛之首造型，牛面整体及耳角部分覆以金箔，牛的发须和牛角顶部以青金石雕琢，大簇青金石胡须的底部以银质背板承托。牛的双目以青金石为眶，嵌套在白色珠母贝覆底、青金石琢刻的目珠之上，瞪然如生。[26]这件距今已超过4500年的艺术品，以杰出的造型和精湛的工艺展示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早期，苏美尔工匠对青金石这种进口物质材料的娴熟把握；从它身上，我们仿佛可以看到有着“骇人的眉、野牛的眼、青金石须髯”的吉尔伽美什王的俊美丰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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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头“大里尔琴”
金、银、青金石、珠母贝、天然沥青、木头
复原后尺寸约长140cm，高117cm
早王朝第三期上半期（约前2600-2450年）
出土于伊拉克乌尔王墓PG789
现存于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
为什么在美索不达米亚人的文学想象和艺术创作中把“青金石须髯”作为神祇与英雄的标准特征？是因为他们对“蓝胡子”的造型有着特别的钟爱吗？其实并非如此。在美索不达米亚，除了须髯，青金石还常被用以塑造人物的眉眼。苏美尔早王朝时期出土了多件有着大大的青金石眼睛的男女人像，现藏于法国卢浮宫的伊比荷伊尔（Ebih-il）坐像就是其中最为人所熟知一尊。这件作品整体以光滑的雪花石膏打造，雕像眼部刻画尤为精细：以深色片岩雕琢眼眶，深蓝色青金石镶嵌眼珠，白色珠母贝托于眼底。人物目色清明而有神，表情恭谨而友善，堪称苏美尔艺术中最有亲和力的形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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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比荷伊尔坐像
雪花石膏，青金石，珠母贝；高52.5cm
早王朝时期（约前2400年）
出土于今叙利亚马里，伊施塔神庙遗址
现存于法国巴黎卢浮宫
早期的一些学者在发现此类“蓝眼人”雕像后，一度认为苏美尔人“一定与欧洲人属于同一种族，是高加索人种的后裔”。[27]然而随着近东研究的不断推进，今天的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观点显然是基于西方文化语境对青金石这种物质材料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意涵的一种误读。造成这种误读的根源即在于，从文艺复兴时代到现在，“青金石”在西方语义中几乎成为了“蓝色”的一个代名词；而青金石材料本身的价值，也一直是以蓝色的纯度为主要衡量标准的。[28]这种材料价值观的基础在于青金石在西方绘画中的特殊用处——将这一来自阿富汗高地的石材研磨成粉末，是调配油画颜料中天然群青（ultramarine）的主要原料。在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群青”颜料的价值贵过黄金，极受画家和赞助人的推崇。意大利画家琴尼诺·琴尼尼（Cennino Cennini, 1370-1440年）在他的《艺术之书》中曾盛赞这种由青金石制成的群青色是“尊贵而美丽的颜色，其完美超越所有其他色彩”。[29]
然而回到古代美索不达米亚自己的文化传统中，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一点是，就目前所知的考古和文献材料来看，青金石在公元以前的两河流域从未被研磨作为颜料使用——所有的青金石制品都以石材本身的状态呈现。[30]这就需要对青金石的物质属性，包括石材本身的颜色、硬度、光泽等，结合多种史料进行本土分析。事实上，正如美国古代近东艺术史学者艾琳·温特（Irene Winter）所言，这已涉及到对美索不达米亚思想和经验中的“美学”问题的探讨，即对石材的视觉效果、象征意涵等作出基于本土传统的价值判断，而非套用现代的、西方的价值和眼光对前者进行揣摩。[31]在温特看来，美索不达米亚语词传统中，“光泽度”是判定物质“积极属性”的一项重要标准：几乎一切被认为是神圣的、纯净的、华美的物质，都会被冠以“闪闪发光”这类形容词。[32]青金石幽蓝洒金的矿物质地，在美索不达米亚人看来，有着最为吉祥的光泽和不可多得的天然“神采”，这也是“青金石崇拜”在这一地区长盛不衰的价值根源所在。
在温特之前，著名德国亚述学家贝诺·兰兹伯格（Benno Landsberger）也曾指出，“青金石”在古代两河流域的文学作品中作形容词使用时，更多的不是强调“蓝色”，而是富有光泽的“深色”。[33]正因如此，在艺术中常常用“青金石”来刻画人或动物浓密的须发和幽深的眉眼。加之这种石材本身的稀有难得，以及从苏美尔时代开始美索不达米亚人对“阿拉塔”等异域青金之地的神话想象，“像青金石一样”几乎成了表达“高贵富丽”的一个标准词汇——可以用来描述人或神的宝相庄严，也可以用来形容建筑、奢侈品的华美辉煌——青金石也由一种单纯的物质材料转化成为受到神所认可的尊贵地位与超凡财富的象征符号。[34]
正因为青金石在美索不达米亚人眼中是最富“神采”的物质，它也成为文学和艺术创作中神所青睐的、最能表达“神性”的石材。《恩美卡与阿拉塔之王》的故事以文学传说的形式，保留了苏美尔人最早进行青金石交易的目的，即为神修建神庙之用。在各种传世楔文文献中，与神相关的青金石器具不胜枚举，比如谷牧神杜牧兹的青金石牧笛，[35]战神兼爱神伊南娜（Inanna）的青金石项珠，[36]治愈之神谷拉（Gula）的青金石量杆和测线等。[37]有时青金石甚至直接被用以象征神祇本尊。比如苏美尔神话《伊南娜入冥府》中，伊南娜在向父神求助的过程中将自己比作青金石，曾言“不要让你珍爱的青金石与匠人的糙石混为一谈！”[38]而在《吉尔伽美什史诗》中，洪水初退，供奉复设，母神贝莱特伊丽（Belet-ili）讽刺诸神既要毁灭人类，又贪恋人间供养，将那些从天上蜂拥而至享受献祭的神祇讽喻为“青金石苍蝇”。[39]
青金石这种极具“神采”的圣物，不仅为神所青睐，也得到统治阶层和尊崇和追捧。从苏美尔时代开始，王室贵族便喜好模仿神的方式，将青金石制成各种精美首饰，不但生前佩戴，死后也要随葬墓中。尽管青金石来源有限，供给也并不稳定，这样的传统在两河流域仍然持续存在了三千余年。出土于尼姆鲁德（Nimrud）西北宫II号墓的一组精美的青金石镶嵌头饰，很好地体现了亚述帝国对苏美尔早期物质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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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金石珠串饰品
金、银、青金石、玛瑙；长8.5cm至95cm不等
早王朝第三期上半期，约前2600-2450年
出土于乌尔PG1237号“大殉葬坑”
现存于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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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饰组件
有可能坠于额前佩戴
金、青金石、玛瑙、绿松石；最长处约8cm
新亚述时期（约前8世纪下半叶）
出土于尼姆鲁德西北宫II号墓
现存于巴格达伊拉克博物馆
除了珠宝以外，青金石还被用于装饰或制作其他一些日常或仪式用具，如乐器、棋盘、匕首、印章、容器等。这种富于“神采”的圣物用在人身上，一方面彰显了享用之人地位的尊贵，一方面也代表了神对此人的恩宠和眷顾。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乃至整个地中海周边世界，青金石都常常因其“神性圣物”的价值，被认为对人有保护作用。在公元前三千纪早期的驱病咒文中提到用青金石制作容器使用可以治病；苏美尔早王朝时期乌尔王后普阿比（Puabi）的PG800号墓发现的青金石带嘴杯，是两河流域目前发现的青金石器物中较大的一件，可能就具有某种仪式性功用。[41]小件的青金石制品，如滚印，则常被当作“护身符”使用。在新亚述时期的一份医疗文书的末尾部分提到青金石滚印的特殊功效：“青金石印（预示）他将获得力量, 神将为之愉悦。”[42]在埃及，青金石也有类似功效，如在中王国时期的魔法纸草中，青金石的珠子和印章被用于保佑新生儿和母亲的健康。[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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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金石带嘴杯
青金石；高6.7cm，直径10.5cm
早王朝第三期上半期（约前2600-2450年）
出土于乌尔PG800号王后普阿比墓
现存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
美索不达米亚价值观念中对于吉祥“神采”的推崇，也使得艺术创作中，深邃而富于光泽感的青金石，与明亮而富于光泽感的黄金相辅相成，成为塑造神性形象或者高贵身份的最佳物质材料组合。巴比伦地区的西帕（Sippar）遗址发现的一件“太阳神石板”用图像和文字配合的方式记录了前九世纪上半叶，纳布·阿普拉·伊迪那（Nabu-apla-iddina）在位时期（前887-855年）按照古代的方式“用黄金和青金石”复原修造了一尊太阳神沙玛什（Šamaš）像的事迹。[44]还是在《吉尔伽美什史诗》中，恩启都（Enkidu）去世后，悲痛欲绝的吉尔伽美什决意为挚友打造一尊有着“青金眉毛，黄金胸膛”的雕像，用以缅怀和纪念这位威武如神的英雄。[45]
青金石与黄金相搭配，在文学描述或者艺术创作中还常用于一些神所拥有的、非同一般的器具。在两河流域的一些神话文本中，神被刻画为“在黄金的宝座上就坐，在青金的餐桌上用餐。”[46]在《吉尔伽美什史诗》中，女神伊施塔（Ištar）向吉尔伽美什求爱，并承诺奉送一架“青金与黄金打造的战车。”[47]出土于巴比伦的一枚前九世纪的青金石滚印，上面刻有巴比伦主神马尔杜克（Marduk）和他的“角龙”的形象。这枚滚印高达19.8厘米，其上铭文记载，它是由巴比伦王马尔杜克·扎克尔·舒密一世（Marduk-zākir-šumi I，前854-819年在位）献给马尔杜克神的礼物；印章用“闪亮的青金石”配以黄金精心打造，以悬挂在马尔杜克神像的颈间，乞求神赐予他及后世子孙幸福康宁，保佑他们所统治的巴比伦长治久安。[48]
“青金+黄金”的物质组合所彰显的非凡“神采”，在美索不达米亚以外的古代近东地区也同样受到热爱和推崇。在古埃及文学中，神的形象被描述为“银骨、金身、纯青金石头发。”[49]埃及的法老作为统治世间的神的化身，酷爱用黄金与青金石搭配的方式来塑造自己的形象，新王国时期第十八王朝的少年法老图坦卡蒙（前1332-1323年在位）墓出土的金面罩，可以说是这两种材质搭配的最华丽呈现。面罩整体以纯金打造，在法老金光闪闪的英俊面庞上，以天然青金石雕琢眉毛和眼眶；而法老头巾（nemes）上的蓝色条带，则用模仿青金石的蓝色玻璃颜料涂抹成型。[50]在这件作品中，美索不达米亚人所说的“山中之青金”与“窑中之青金”完美结合，并与黄金交相辉映；“青金+黄金”的搭配使得法老“神采”斐然，在物质层面已然拥有了与神一致的不朽之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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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坦卡蒙的金面罩
金、黑曜岩、青金石、石英岩、玻璃
高54cm，宽39.3cm
新王国第18王朝时期（约制成于前1323年）
出土于埃及卢克索帝王谷KV62号墓
现藏于卢浮宫
尽管青金石在古代近东世界并未像在西方那样，成为色板上某一“色相”的代名词，而更多强调的是其石材天然所具有的“色泽”；然而青金石所蕴含的幽深“神采”，特别是与黄金搭配使用时在视觉上引发的辉煌灿烂的“神圣感”，仍然有可能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西方绘画传统。上文中引述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琴尼诺·琴尼尼的《艺术之书》中就提到，群青的颜色与金搭配，“无论在墙面还是木板上，都能够让画面粲然生辉。”[51]与琴尼尼的书大约创作于同一时代的，现在藏于英国国家美术馆的“威尔顿双联画”，是西方绘画中青金与黄金搭配传达“神采”的一个极好案例。画面中描绘了十一位蓝衣天使围着同样蓝色衣袍的圣母，后者怀抱以金色小毯包裹的圣婴耶稣；圣母和圣婴的头光以及整个画面的背景皆为纯金色。大片青金（群青）与黄金的色彩搭配营造出一种纯洁而神圣的气氛，这也成为西方绘画中此类题材形象塑造的色彩标配。[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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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顿双联画（The Wilton Diptych）右侧板
木板油画，约1395-1399年，53 x 37 cm
现收藏于英国伦敦国家美术馆
他径直走过去，走向……神的树。
玛瑙树已结出果实, 成串的葡萄, 模样喜人。
青金石树枝繁叶茂, 丰硕的果实, 光彩照人。[53]
在结束本篇关于青金石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使用的历史与文化探源前，让我们最后一次回到《吉尔伽美什史诗》，也回到本文的开篇。虽然《史诗》所提到的以宝匣封箴、青铜扣锁的“青金石板”早已湮没无存，但是吉尔伽美什的名字伴随着他的故事以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版本流传于世，在两千年后的新亚述时期还在不断摹写传抄，并以一个官方规范的“标准巴比伦语版本”收存在尼尼微的皇家图书馆里。[54]甚至在亚述帝国覆灭千余年以后，在阿拉伯《天方夜谭》的故事里，仍然能够于零星痕迹中追寻到这位苏美尔英雄留下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基因。[55]
然而，历史的风云变幻终究造成了物质传统与文化观念的沧海桑田。英国著名亚述学家斯蒂芬妮·戴雷（Stephanie Dalley）敏锐地观察到，当阿拉伯的英雄布鲁奇亚（Bulukiya）走进那片曾属于吉尔伽美什的“神秘花园”，他所看到的神树上结满的宝石从吉尔伽美什时代的玛瑙和青金石，变成了红宝石和祖母绿。[56]古代近东地区物质文化研究权威莫雷进一步探讨了这种变化背后体现的对于石材价值判断标准的耐人寻味的改变，他注意到，《吉尔伽美什》故事中提到的两种石材，其莫氏硬度指数都小于6，而《天方夜谭》中的两种石材，其莫氏硬度均高达9-10。[57]在现代社会，为国际标准所公认的“贵重宝石”，其莫氏硬度都在8以上；青金石仅有5.5的硬度指数在今天自然只能屈居于“半宝石”或“次贵重宝石”之列。然而，从青金石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三千年文明史中位列所有宝石之首，并持续受到钟爱的事实来看，今人的价值标准显然不能投射到古人的文化心理和物质体验中，反之亦然。
“青金石再小也还是青金石！”[58]苏美尔人的这句俗谚或许可以作为这种物质留给今天的我们的一则箴言。透过时间的长空，青金石的幽深“神采”所发出的点点微光仍然促动着我们不断去追寻、去捕捉，尝试发现其物质形式背后的文化意涵，在我看来，这正是历史的“温度”所在。
本文收录于《<山水>辑刊（第一辑）：中国文明与山水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
图片出处：
[图1].Joan Aruz and Ronald Wallenfels, eds., Art of the First Cities: The Third Millennium B.C. From the Mediterranean to the Indus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03), 17, catalog no. 2b.
[图2.]Joan Aruz and Ronald Wallenfels, eds., Art of the First Cities: The Third Millennium B.C. From the Mediterranean to the Indus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03), 17, catalog no. 3.
[图3.]María Eugenia Aubet, Commerce and Colonization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193, Figure 6.18 “The lapis lazuli routes.”
[图4.]Joan Aruz and Ronald Wallenfels, eds., Art of the First Cities: The Third Millennium B.C. From the Mediterranean to the Indus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03), 178, catalog no. 116a-c.
[图5.]作者摄于柏林佩加蒙博物馆
[图6.]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官网（http://www.clevelandart.org/art/1960.175）
[图7.]John Curtis and Nigel Tallis, eds., Forgotten Empire: The World of Ancient Persia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5), 175, catalog no. 271.
[图8.]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官网：https://www.penn.museum/collections/object/9347
[图9.]法国卢浮宫官网：https://www.louvre.fr/en/oeuvre-notices/statue-ebih-il-nu-banda
[图10.]Joan Aruz and Ronald Wallenfels, eds., Art of the First Cities: The Third Millennium B.C. From the Mediterranean to the Indus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03), 124, catalog no. 72c,f,1,2.
[图11.]美国哈佛大学Irene J. Winter教授（荣退）私人图片库收藏
[图12.]Joan Aruz and Ronald Wallenfels, eds., Art of the First Cities: The Third Millennium B.C. From the Mediterranean to the Indus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03), 117, catalog no. 68.
[图13.]“环球埃及博物馆网”： http://globalegyptianmuseum.org/detail.aspx?id=15062
[图14.]英国国家美术馆官网：
https://www.nationalgalleryimages.co.uk/imagedetails.aspx?q=NG4451&ng=NG4451&frm=1注释：
[1] 《吉尔伽美什史诗》第一块泥板，第25-30行，译自：Andrew R. George, The Epic of Gilgamesh: The Babylonian Epic Poem and Other Texts in Akkadian and Sumerian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9), 2.
[2] 译文参考拱玉书先生从苏美尔原文直译的史诗中译本：《升起来吧！像太阳一样——解析苏美尔史诗〈恩美卡与阿拉塔之王〉》，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年版，第386-387页，第616-625行；此处引用的译文系译者在之前译本基础上修正后的最新版本，感谢拱玉书先生不吝赐阅。这篇史诗在1952年首次由美国苏美尔学家克拉莫尔翻译出版：Samuel Noah Kramer, Enmerkar and the Lord of Aratta: A Sumerian Epic Tale of Iraq and Ira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52).这篇史诗的最新转写和英译，参见牛津大学东方学院创建的“苏美尔文学电子文库” (The Electronic Text Corpus of Sumerian Literature，以下简称ETCSL，网址：http://etcsl.orinst.ox.ac.uk): ETCSL 1.8.2.3 “Enmerkar and the lord of Aratta.”
[3] 经拱玉书先生提点，“青金石”在阿卡德语中还有一些其他词汇可以表示，如zaginnu, nazaginakku, zagiddurû, zagingutumakû等。
[4] 关于苏美尔史诗中提到的几位上古先王的研究，参考: H. L. J. Vanstiphout, Epics of Sumerian Kings: the Matter of Aratta, ed. Jerrold S. Cooper and Societies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Atlanta, G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2003).
[5] Georgina Herrmann, "Lapis Lazuli: The Early Phases of Its Trade," Iraq 30, no. 1 (1968): 29-30.
[6] Herrmann, "Lapis Lazuli: The Early Phases of Its Trade," 31-32.
[7] Herrmann, "Lapis Lazuli: The Early Phases of Its Trade."; P. R. S. Moorey, Ancient Mesopotamian Materials and Industries: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Oxford; New York: Clarendon Press, 1994), 85; Gary W. Bowersox, Gemstones of Afghanistan, ed. Bonita E. Chamberlin (Tucson, AZ: Geoscience Press, 1995), 37-61；近年来有学者认为临近阿富汗的今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的查盖山（The Chagai Hills）也有可能是古代近东地区青金石的另外一个可能矿源，参见A. B. Delmas and M. Casanova, "The Lapis Lazuli Sources in the Ancient East," in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1987: Proceedings of the Ni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 Asian Archaeologists in Western Europe, held in the Fondazione Giorgio Cini, Island of San Giorgio Maggiore, Venice, ed. M. Taddei (Rome: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90), 493-506；但是大多数学者还是认可巴达赫尚作为古代近东世界青金石主要、甚至唯一矿源的观点。关于青金石在美索不达米亚以外的古代近东地区，特别是在埃及的传播和使用，可参考：Alfred Lucas, Ancient Egyptian Materials and Industries (London: E. Arnold, 1962), 340-44；Joan Crowfoot Payne, "Lapis Lazuli in Early Egypt," Iraq 30, no. 1 (1968), 58-61; Lissie von Rosen, Lapis lazuli in Geological Contexts and in Ancient Written Sources (P. Åströms, 1988).
[8] 关于“青金石之路”的探讨，参见：V. I. Sarianidi and Luba H. Kowalski, "The Lapis Lazuli Route in the Ancient East," Archaeology 24, no. 1 (1971), 12-15；Y. Majidzadeh, "Lapis Lazuli and the Great Khorasan Road," Paléorient 8, no. 1 (1982), 59-69；Frances Pinnock, "The Lapis Lazuli Trade in the Third Millennium B.C. and the Evidence from the Royal Palace of Ebla," in Insight through Images: Studies in honor of Edith Porada, ed. Marilyn Kelly-Buccellati, Paolo Matthiae, and Maurits Van Loon (Malibu, Calif.: Undena Publications, 1986), 221-28；以及María Eugenia Aubet, Commerce and Colonization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190-99.
[9] Herrmann, "Lapis Lazuli: The Early Phases of Its Trade" Aubet, Commerce and Colonization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190-92.
[10]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恩美卡与阿拉塔之王》经克拉莫尔首译呈现到现代学者的视野中，关于阿拉塔位置的考证一直是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代表性的研究如：Cohen, Sol. 1973. "Enmerkar and the Lord of Aratta." Ph.D. dis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55-61; J. F. Hansman, "The Question of Aratta,"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37, no. 4 (1978), 331-36; Yousef Majidzadeh, "The Land of Aratta,"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35, no. 2 (1976), 105-13; Majidzadeh, " Lapis Lazuli and the Great Khorasan Road" 其中Majidzadeh认为克尔曼省是阿拉塔最有可能的所在地，这种观点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支持，如：Moorey, Ancient Mesopotamian Materials and Industries: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86；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作为一个文学作品中的想象之地，阿拉塔的准确位置不可能也不应该考证，如：Piotr Michalowski, "Mental Maps and Ideology: Reflections on Subartu," in The Origins of cities in dry-farming Syria and Mesopotamia in the third millennium B.C., ed. Harvey Weiss (Guilford, Conn.: Four Quarters, 1986), 129-56；Vanstiphout, Epics of Sumerian kings: the matter of Aratta, 5.
[11] 拱玉书：《升起来吧！像太阳一样——解析苏美尔史诗〈恩美卡与阿拉塔之王〉》，第149-150页。
[12] Aubet, Commerce and Colonization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193, Figure 6.18 “The lapis lazuli routes.”
[13] P. R. S. Moorey, "Blue Stone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Turquoise and Lapis-lazuli," in Cornaline et pierres précieuses: La Méditerranée de l' Antiquité à l' Islam, ed. A. Caubet (Paris: Musée du Louvre, 1999), 181.
[14] 例如在乌尔PG789号“王墓”殉葬坑中就有大块青金石矿原料出土，参见：Richard L. Zettler and Lee Horne, eds., Treasures from the Royal Tombs of Ur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1998), 34.
[15] Joan Aruz and Ronald Wallenfels, eds., Art of the First Cities: The Third Millennium B.C. From the Mediterranean to the Indus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03), 178.
[16] Pinnock, "The Lapis Lazuli Trade in the Third Millennium B.C. and the Evidence from the Royal Palace of Ebla."
[17] State Archives of Assyria 21, Chapter 9, Letters from Elam and Urarṭu, no. 124 “Let Your Army Come and Take the Lapis Lazuli.”参见“亚述国家档案在线数据库”（State Archives of Assyria Online）：http://oracc.museum.upenn.edu/saao/。
[18] Erle V. Leichty, 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Esarhaddon, King of Assyria (680-669 BC), 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the Neo-Assyrian Period, (Winona Lake, Ind.: Eisenbrauns, 2011), 20: Esarhaddon 1, iv 32-45.
[19] Oppenheim, A. Leo. "Glasses in Mesopotamian Sources," in Glass and Glassmaking in Ancient Mesopotamia: An Edition of the Cuneiform Texts Which Contain Instructions for Glassmakers, with a Catalogue of Surviving Objects, edited by A. Leo Oppenheim, Robert H. Brill, Dan Barag and Axel Von Saldern (Corning, New York: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Press, 1970), 10. 另参考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编纂的《芝加哥亚述语词典》（The Assyrian Dictionary of 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以下简称CAD）卷20, 第195-202页关于“青金石”（uqnû）词条的释文。关于玻璃及玻璃制造业在晚期青铜时代近东地区的发展，参见：Andrew J. Shortland, Lapis lazuli from the Kiln: Glass and Glassmaking in the Late Bronze Age (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2010).
[20] A. Kirk Grayson, Assyrian Rulers of the Early First Millennium BC I (1114-859 BC), 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 Assyrian Period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1), 289: Ashurnasirpal II A.0.101.30，第32行。亚述纳西尔帕二世之前的亚述君主，如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一世（Tiglath-pileser I，前1114-1076年在位）也有使用“青金石釉砖”的零星记载，见：Grayson, Assyrian Rulers of the Early First Millennium BC I (1114-859 BC), 54: Tiglath-pileser I A.0.87.10，line 66.
[21] Dorothy G. Shepherd, "An Achaemenid Sculpture in Lapis Lazuli," The Bulletin of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48, no. 2 (1961), 19-25.
[22] John Curtis and Nigel Tallis, eds., Forgotten Empire: The World of Ancient Persia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5), 175, catalog no. 271.
[23] Moorey, "Blue Stone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Turquoise and Lapis-lazuli," 198.
[24] 苏美尔语史诗《吉尔伽美什与阿伽》，参见ETCSL 1.8.1.1：“Gilgameš and Aga”；本文作者在与拱玉书先生的私人交流中，有幸得到拱先生提示如下：“在茅尔（S. Maul）所译的德文版《吉尔伽美什史诗》中，第一块泥版，第29-62行，对吉尔伽美什的长相和性格做了描述，其中的第59-60行写道：59. ṭàr-ra le-ta-šú kīma (gim) šá […] / 60. [it-q]í per-ti-šú uḫ-tan-n[a-ba kīma dNissaba], “他两腮长满胡须，像天青石一样闪烁光芒；他那卷曲的头发，茂盛得像妮撒巴的头发一样。”其中“像天青石一样闪烁光芒”处泥版残缺，茅尔的德文版译文所本不详。”参见：S. Maul, Das Gilgamesch-Epos, München: C.H.Beck, 2005.
[25] 如苏美尔神话《恩基与世界秩序》、《伊南娜与杜牧兹之歌》等，参见：ETCSL 1.1.3，及4.08.25。
[26] 如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君主乌尔纳玛（Ur-Namma，或译乌尔纳穆），以及其子舒吉（Šulgi）都有佩戴青金石须髯的文献记载，参见：ETCSL 2.4.1.6，2.4.2.15等。苏美尔人显然有不蓄须发，而佩戴假发假须的传统，参见Thorkild Jacobsen, "Pictures and Pictorial Language (The Burney Relief)," in Figurative Language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ed. D. Mindlin et al.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87), 3; P. R. S. Moorey, "A Stone Replica of a Early Dynastic III Royal Hairstyle?" in Collectanea orientalia: histoire, arts de l'espace et industrie de la terre: études offertes en hommage à Agnès Spycket, ed. H. Gasche and B. Hrouda (Neuchâtel: Recherches et publications, 1996), 233.
[27] Aruz and Wallenfels, Art of the First Cities: The Third Millennium B.C. From the Mediterranean to the Indus, 105.
[28] 这个观点的提出者为当时著名的苏格兰解刨学和人类学家阿瑟·基思（Arthur Keith），这段话出现在1927年出版的乌尔发掘报告中，参见：Harry Reginald Hall and Leonard Woolley, Ur Excavations I: Al-'Ubaid: a report on the work carried out at Al-'Ubaid for the British Museum in 1919 and for the Joint Expedition in 1922-3 (Oxford: Published for the Trustees of the two Museums by t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7), 215.
[29] Moorey, Ancient Mesopotamian Materials and Industries: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85.
[30] 琴尼尼在书中还详细介绍了用青金石制作“群青”颜料的具体方法，并提示：“首先选取一些青金石；如果你不知道如何区分最好的石材，就选取含有‘蓝色’最多的那些。”参见：Cennino Cennini, The book of the art of Cennino Cennini: a contemporary practical treatise on Quattrocento painting, ed. Christiana Jane Powell Herringham and Christiania Jane Powell Herringham (London: G. Allen & Unwin, ltd., 1899), 47.
[31] Moorey, Ancient Mesopotamian Materials and Industries: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85. Georgina Herrmann and P.R.S. Moorey. “Lapislazuli. B. Archäologisch,” in Reallexikon der Assyriologie und Vorderasiatischen Archäologie, Vol. 6: Klagegesang-Libanon, edited by Ernst F. Weidner and Wolfram von Soden (Berlin;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80-1983). 489.
[32] Irene J. Winter, "Defining "Aesthetics" for Non-Western Studies: The Case of Ancient Mesopotamia," in Art history, Aesthetics, Visual studies, ed. Michael Ann Holly and Keith Moxey (Williamstown, Mass.: Sterling and Francine Clark Art Institute, 2002), 3-28.
[33] Irene J. Winter, "The Aesthetic Value of Lapis Lazuli in Mesopotamia," in Cornaline et pierres précieuses: La Méditerranée de l' Antiquité à l' Islam, ed. A. Caubet (Paris: Musée du Louvre, 1999), 46. 另见同一作者：“Radiance as an Aesthetic Value in the Art of Mesopotamia (with Some Indian Parallels),” in Art, the Integral Vision: A Volume of Essay in Felicitation of Kapila Vatsyayan, ed. B. N. Saraswati, S. C. Malik and Madhu Khanna (New Delhi: D.K. Printworld, 1994), 123-32.
[34] Benno Landsberger, "Über Farben im Sumerisch-akkadischen," Journal of Cuneiform Studies 21 (1967): 164-65.
[35] CAD卷20，第195-202页。
[36] Winter, "The Aesthetic Value of Lapis Lazuli in Mesopotamia," 52.
[37] 参见苏美尔神话《伊南娜入冥府》，ETCSL 1.4.1。
[38] Barbara Bock, The Healing Goddess Gula: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Ancient Babylonian Medicine (Leiden: Brill, 2014), 127.
[39] 参见苏美尔神话《伊南娜入冥府》，ETCSL 1.4.1，第44行；另见贾妍:《“逾界”与“求诉”：从<伊施塔入冥府>神话的两大主题看古代两河流域伊施塔崇拜的一些特质》，《丝绸之路研究》2017 年第 1 期，第35页。
[40] George, The Epic of Gilgamesh: The Babylonian Epic Poem and Other Texts in Akkadian and Sumerian, 94，第十一块泥板，第165行。
[41] Amy Rebecca Gansell, "Dressing the Neo-Assyrian Queen in Identity and Ideology: Elements and Ensembles from the Royal Tombs at Nimrud,"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122, no. 1 (2018),65-100.
[42] Zettler and Horne, Treasures from the Royal Tombs of Ur, 151-52.
[43] Beatrice L. Goff, "The Rôle of Amulets in Mesopotamian Ritual Texts,"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19, no. 1/2 (1956): 27; Holly Pittman and Joan Aruz, Ancient Art in Miniature: Near Eastern Seal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Martin and Sarah Cherkasky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87), 11.
[44] Winter, "The Aesthetic Value of Lapis Lazuli in Mesopotamia," 50.
[45] Zainab Bahrani, Mesopotamia: Ancient Art and Architecture (London: Thames & Hudson, 2017), 275.
[46] George, The Epic of Gilgamesh: The Babylonian Epic Poem and Other Texts in Akkadian and Sumerian, 65.，第八块泥板，第71行。
[47] CAD卷20，第197页。
[48] George, The Epic of Gilgamesh: The Babylonian Epic Poem and Other Texts in Akkadian and Sumerian, 48，第六块泥板，第10行。
[49] Grant Frame, Rulers of Babylonia: From the Second Dynasty of Isin to the End of Assyrian Control (1157-612 BC), 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 Babylonian Period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1995), 105: Marduk-zākir-šumi I, B.6.7.1
[50] Miriam Lichtheim, 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 A Book of Readings, vol. II: The New Kingdom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198.
[51] Abeer el-Shahawy and Farid S. Atiya, The Egyptian Museum in Cairo: A Walk through the Alleys of Ancient Egypt (Cairo, Egypt: Farid Atiya Press, 2005), 212.
[52] Cennini, The Book of The Art of Cennino Cennini: A Contemporary Practical Treatise on Quattrocento Painting, 47.
[53] 关于蓝色在西方绘画中的使用及其意涵研究，参见：David Scott Kastan, On Color, ed. Stephen Farthing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8), 98-117.
[54] George, The Epic of Gilgamesh: The Babylonian Epic Poem and Other Texts in Akkadian and Sumerian, 75，第九块泥板，第172-176行。
[55] 对于《吉尔伽美什史诗》“标准巴比伦语版本”的最新英译及研究，参见：Andrew R. George, The Babylonian Gilgamesh Epic: Introduction, Critical Edition and Cuneiform Texts, 2 vols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较新的德译本，参见：S. Maul, Das Gilgamesch-Epos, München: C.H.Beck, 2005.
[56] Stephanie Dalley, "Gilgamesh in the Arabian Night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 no. 1 (1991), 1-17.
[57] Dalley, "Gilgamesh in the Arabian Nights," 10.
[58] Moorey, "Blue Stone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Turquoise and Lapis-lazuli," 177-78.
[59] 参见苏美尔箴言集22：ETCSL 6.1.22，I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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